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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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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鹏  

媒体人,专栏作家,热衷品牌战略观察,互联网科技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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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官辞职背后的“权利负担”  

2015-01-09 23:28: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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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网报道引起网民的惊异,题为《南京一人大副主任与两名副市长同时辞职》新闻一出,或许也打开了公务员理念的全新格局。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接受陈维健同志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接受罗群、陆冰同志请求辞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按照江苏省委组织部已经公示的干部拟任名单,现任南京市发改委主任黄澜、玄武区委书记储永宏、高淳区委书记吴卫国即将获任为南京市副市长。这意味着南京市政府副市长面临"退二进三"的局面。而最受关注的则是因杨卫泽落马空出的南京市委书记一职的人选。

    对于这样的事情,或许真应了民众的那句话,反复攻坚期,权利负担或许不在那么飘飘然了,或许这也会引发进一步公务员格局的新变化。不过,让我们在不解的同时发出疑问。权力是什么?不同的朝代,不同的人对权力的概念有不同的认知和理解。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对权力的诠释就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可见,对一个政党来说,如何理解和运用权力,直接影响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对共产党人来说,权力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思想和精神负担,这是权力的本质。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治党宗旨,他把管理新中国称之为“进京赶考”。这种“赶考”,就是把权力看作是一种为民服务的负担,唯有殚精竭虑地为民谋利益,才能考出好成绩。在皇权专制时代,所有人都为皇帝打工,都是只能执行上级命令的行政官吏。这些人以做官为一个谋生的职业——当然,这是个利润相当丰厚的职业,为了获得这份职业,人们可以献出毕生的时间,可以在科举考试中疯狂作弊,可以筹措资金贿买。

    现代政治与此不同,出现了一个政治家阶层,比如各级代议机构的议员、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及与行政首长共进共退的行政官员,以及政党官员。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以当官为副业,能否当官,完全取决于选举的结果。被选上就当官,没被选上就仍然是平民,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政府并不管他的生计。而他自己也本来就有生计。当然,即使不担任官职,他仍然可以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只是他此时已不再由政府掏钱供养了。在这种制度下,政府不能随便解雇他们,而且他们失业之后还需要政府安置的,这就是政府所雇佣的公务员或文官。他们就跟公司员工一样,靠这份职业吃饭。他们甚至可以组织工会,如果政府对他们不公,就可以罢工,比如法国的公务员们就罢过工。

    这就是现代政治的巧妙之处:在台面之下活动、权力较小的普通公务员可以终生任职,而在台面之上、掌握较大权力的官员们,却必须是权力的临时工。政治家当然都是以政治为职业,但他们却不能以政府为职业,不能以当官为职业。中国也建立了公务员制度,但这个公务员制度十分具有中国特色,在于它根本没有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把所有在政府里面干活的人,都一锅烩地称为“公务员”。选举产生的正副省、市、县、镇长及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长任命的部长、厅局长,以及正副书记,都被笼统地归入“公务员”范畴中。

    这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不该由政府安置的人也变成政府的负担。按照法律的规定,正副市长、县长、镇长由人大选举产生。按照选举的逻辑,官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假如人大选举他,他自然就可以继续任职,继续当官,享受当官的一切好处。假如人大不再选举他们,那就说明,民众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公共管理才能,他就该痛痛快快地卷铺盖回家,该种土豆就去种土豆,该做生意就去做生意。但现在,他们都成了跟普通公务员没有区别的职业官吏。

    这恐怕只能说明一点:这些职位,是由上级授予的。职位的来源不同,官员的人事、福利制度安排就会两样。民众可以对官员十分绝情,但上级必须靠下级的忠诚来维持官僚体系的有效运转。获得忠诚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终身雇佣。因而,官员一旦进入公门,就终生享有当官的资格。并且,人人都盼望沿着科层体系一路升上去。因为司空见惯,所以人们几乎不觉得下面的事情其实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选举产生的县、市长们竟然还有“升迁”一说!就好像在一家公司里面,员工当然有升迁一说,但谈论董事长的升迁就是十分离奇的事情,除非这董事长不是自己出钱的董事长。选举产生的政治官员只能通过更大范围的选民的选举,在更大范围内施展才华,而不需要任何人提拔。但在中国,好好的县长,任期未到,就可以被“调”到市政府去当副市长。

    这样的体制自然导致官员终生靠政府发钱、发福利生活,则官员规模必然呈现出刚性膨胀的趋势。古代的社会危机往往源于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的根源恰在于官员规模日益膨胀,因为,这是一个只进不出的体系。只要进了政府的门,政府就必须对其终生的福利承担责任。这样的优厚待遇,又让当官具有十分致命的吸引力,因此,人人争相挤进政府大门。相对于社会的需求及财政承受能力,官员总是过多。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对权力的本质却认识不清、观念模糊。曾有研究者专门作了一次关于权力来源的问卷调查,结果令人瞠目:64%的人认为权力的获得取决于领导的赏识,即“权力是领导给的”;30%的人认为领导赏识与个人努力各占一半;5%的人认为是靠个人努力;仅有1%的人认为权力的获得取决于群众的认可。还有人说权力是“苦心积虑得来的,千辛万苦挣来的,劳民伤财换来的”。

  更有甚者,当手中有了丁点儿权力时,便完全淡忘了权力是一种负担,一味地将权力看作是私有财产,随意透支。成克杰、胡长清、程维高之流及前不久东窗事发的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徐国建、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等等,他们都是滥用了权力,而漠视了应承担的责任。

  当然,行文到此,又不得不说到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当前,腐败现象的频频发生,与其说是这些官员天生道德败坏,不如说是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存在弊端,既缺少有效激励机制,也匮乏强大的民主监督。用人凭领导喜好,跑官要官。一个人若官至副处长级以上,就很难回到普通公务员行列,基本上不承担责任与风险,“成为特权阶层,权力成了私有财产。一些官员即使职务被免掉了,干部身份甚至待遇还可终身保留不变”。如此不合理的等级待遇,使越来越多的人看中了当官的“好处”。因而,要使权力真正成为一种负担,一种强大的压力,改革干部人事管理制度迫在眉睫。官权民授,官权民用,这是权力的运行规则。谁违反了规则,谁就要受到惩罚;谁颠倒了服务对象,谁就有被剥夺权力的危险,这是始终不变的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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